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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独立判断的人。这在大革命的前夕是很重要的。
浏览: 发布日期:2018-11-15
文化发展的公式来说明这些道路。他假设原始人过着完全孤独的生活,这种假设给他自己造成的种种困难他只是避开了,也只能是避开了,而不是克服了。因为这个假设向他提出的任务,一般说来是无论如何也解决不了的。为了避免这些困难,他不得不满足于一些很简单很不清楚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他顶多也只能表现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文章家。但是一旦他不再徒劳地寻找什么可以从并不存在的完全孤独的状态中把人引导到社会生活状态中去的那些道路,一旦他回到决定社会关系发展的原因上来,他就表露出十分深刻的思想,而且远远地超过了绝大多数和他同时代的人。
卢梭于1712年生于日内瓦。如果把他看作是一个日内瓦人为日内瓦的人民而写作,则歪曲了卢梭的著作,同时也过低地估计了他的著作的重大意义。今天我们几乎可以断言,他在写“社会契约论”的时候,对于日内瓦的政治组织还是很陌生的。我们所以把卢梭当作法国人,与其说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十六世纪流亡的法国新教徒,不如说是因为他所受的教育完全是法国的教育,而且他在法国的文学上、思想上、以及政治生活上,曾经起过重大的作用。
卢梭在论述不平等的起源时,揭露出不平等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出现的唯一基础上:他并认为私有制的出现是一种灾祸。在这一点上,他是和所有对他发生过影响的那些思想家,所有他那一时代的思想家相对立的。在他们之中当然不应该把已经提出共产主义主张的人们包括在内:例如麦斯利哀、摩莱里和马布利等。但是这些人在天才上没有一个是能和卢梭相比的。
卢梭在他的《论不平等》这部著作前面写的献词,以及他在1754年来到日内瓦,要求恢复他在十六岁时由于改信天主教而丧失的日内瓦公民权,都要同他的故乡城市的历次斗争联系起来看,才具有重要意义。后来在日内瓦人们也把他写的《爱弥儿》焚毁,并且拒绝给予他居留权利,他才放弃他在过去一度认为它的宪法“同自然法最相近并给社会带来最大福利的国家”的公民权。 
卢梭在自己的《忏悔录》中说明,他是怎样思考这部著作的。他上圣日尔曼去过一个星期,在那里全部时间都是在森林中度过的。
卢梭长期劳而无功地纠缠在这个问题上。最后他几乎想承认自己对付不了它,他宣称:“语言单凭人类的智能就可以产生并建立起来(naitre et Sétablir par des moyens purement humains),这几乎已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事”。这使人想起德·鲍纳利,他后来(在复辟时代)教导说,语言是神给予人的。如果说,我们的作者在暗示语言起源的某些非“纯粹”人类的原因时指的是和后来德·鲍纳利所作的那种解释相似的某种东西,那么,他由于有敏锐的智慧就不能不意识到,实质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解释。大概就是这种意识曾经迫使他让其他的研究者去解决哪一个更必要:是社会的存在对“语言的建立”(l’institution des lahgues)更必要呢,还是语言的存在对社会的产生更必要。有某个时候根本不可能解决谁先谁后的问题:鸡在蛋先呢,还是蛋在鸡先。只有当生物学掌握了发展的观点以后,这个问题才是可以解决的,而且是非常容易解决的。但是,卢梭采取的“自然人”是极端个人主义者的假设,有时使他根本不能了解这个观点。如果我们记得,正是在发展问题上,即实质上是在决定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原因问题上,特别有力地说明了我们作者的天才,那么我们应当承认,上面这个假设给他造成了许多很大的不幸。
卢梭自然也和孟德斯鸠相识,但是“论法的精神”对“论不平等”这篇论文的影响并不很大。而且卢梭所准备写的“政治制度”一书是以一般地论述法律为旨趣的,也就是说依照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禄等人的方法论述公法的原理;它的研究对象和“论法的精神”完全不同。“论法的精神”乃是论述实在法的著作。
论儿童教育的专著“爱弥尔”,曾起过进步的作用,特别是人们如果把卢梭的思想和当时在学校里实施的那种教育加以比较的话,它的进步意义就更为明显。那些学校大部分都在耶稣会教士们手里,直到1762年他们被驱逐时为止。卢梭依照文艺复兴时代那些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的榜样,要求无论在生理上和精神上,人的全面发展。卢梭主张实行实物教育,尽可能地用对事物的直接观察来代替书本知识,在这种教育中,科学应当起主要作用,理论应当与实践相结合。爱弥尔所以学习一种手艺,是因为“我们已面临危机而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任何社会地位都难免要发生动摇。这种见童教育是以这样的原则为基础的:应该发展儿童的个性,尊重自然给予儿童的善良的禀赋,使他远离一切成见,远离一切不是以理性为基础的传统;总之,应该把他培养成一个